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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里,女性几乎是以“恶魔”的形象来获得解放的快感

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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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艾莉,蒋玉瑶,冯芊慧。这三个美丽的名字属于三个女性。沈艾莉天生丽质,美丽动人,在母亲近乎完美的保护下有点扭曲地成长;蒋玉瑶,她的长相比不上同学沈艾莉,所以母亲罗琼秀暗下决心,要在学习和生活上将她培养成为“女能人”;冯芊慧,沈艾莉的表姐,学习优秀,心智聪慧,她对沈艾莉的依赖性生活习惯非常不以为然,但同时又不停地帮助这位懵懵懂懂的表妹。

这三位女性,都是作家张碧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水漾红尘》中的女主角。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这里面还有罗琼秀,王小敏,冯宝怡等一系列生动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这会是一出热闹的大戏,而我们的作家张碧云,用她长达30多万字的小说为这台大戏准备好了舞台和幕布,现在她宣布:好戏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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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大戏。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自我成长,一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母题。在中国的传统说部中,虽然也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如杜十娘、窦娥、潘金莲、林黛玉等等,但在整体性的男权结构中,她们的行为模式往往并不能撼动超稳定的男性权威和男性秩序。即使是在以女性为“崇拜对象”的《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命运也几乎是被“前定”,无人能够挣脱。夏志清由此批评《红楼梦》对女性的关怀最终也不过是以贾宝玉的遁世而消解,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小说根本性的困境。这一观点可以讨论,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拥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非常罕见的。正因如此,在现代小说里面,女性几乎是以一种“恶魔”的形象来获得一种冲破旧秩序的勇气和解放的快感。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茅盾笔下的孙舞阳都可以视为代表。这一类女性可以称之为“时代女性”——在大历史的裂变中,她们以女性这一身份为旗帜,在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也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革。

上述一番文学史的梳理,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对于张碧云笔下的女性来说,“时代女性”是她们的前史,也就是说,因为得益于自现代以来的文化运动和社会革新,将社会和历史视作对手的女性成长故事已经失去根基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女性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女性成长的故事该如何讲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资料的限制,我不太了解张碧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也很难判断她是否有一种主动的意识去思考这样一个显得过于理论化的问题。但很有意思的是,从小说的一开始,张碧云就将小说的场景锁定在了一个非常“日常化”的冲突中:

从小到大,沈艾莉都是在争议中长大的。首先备受争议的就是她的美……似乎是为了和自己的美貌唱反调,沈艾莉对一切都不在乎。

……蒋玉瑶的母亲罗琼秀第一次见沈艾莉是在女儿的初中毕业典礼上……但是沈艾莉的美,依然让罗琼秀感到绝望……尤其当沈艾莉和自己的女儿蒋玉瑶站在一起的时候,更让她绝望的眼神中多了些胆战心惊。

沈艾莉的美是这部小说最精彩的设置——它本来可以牵引出更丰富的写作面向和美学意义,但可惜并没有得到足够高级的处理——但是没有关系,在此我注意到的是一种背反的效果:沈艾莉让人绝望的外表和她懵懂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而正是这一对比,构成了这部小说重要的主题。女性的自我成长的故事既然已经不能在家国叙事的宏大框架里面展开了,也不能像极端的先锋派写作一样仅仅在感官叙事的框架里展开,但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在内部的精神成长的层面来展开。这就是《水漾红尘》最值得称道的主题:通过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精神内部,女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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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艾莉由此成为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她在这部小说中的人生轨迹:童年曾经一度热爱绘画,但在一次偶然事件后突然对绘画失去兴趣。中学表现平平,在表姐冯芊慧的激将法下考上了一个一般的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阴差阳错地在母亲的安排下和严帅结婚,很快发现不合适而离婚,在与蒋兆南的交往中重新激发了自己对“美”的敏感性,最后收获了爱情和幸福。

与另外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蒋玉瑶和冯芊慧——比较,沈艾莉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成长,她的成长符合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基本定义:人物自身的性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相对来说,蒋玉瑶和冯芊慧显得没有太多变化,从开始的好学生到后来的好医生,好经理,她们的“人设”几乎是稳定的,成长更体现为一种生理性的年龄增长。但对于沈艾莉来说,生理性的成长带来的是精神性的巨大变化,这其中“画画”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性的作用。小说中对沈艾莉的几次画画经验和经历的描写是很用心且精彩的,比如写她小时候在家里墙壁上的涂鸦游戏以及她母亲的反应:

对着这一面面哭泣的墙壁,沈艾莉则显得异常兴奋。她不顾冯宝怡的制止,举起画笔在墙上疯狂地涂画,画到自己满意的画面,就激动地大喊大叫。她手中的色彩与流泪的墙壁相互渗透,出现了她意想不到的效果。

画画这一典型的艺术行为与沈艾莉在其他方面的迟钝形成了一种错位。我们可以说,沈艾莉的美是一种外在,而画画这一行为以其高度的精神性填充了她的内在,也就是说,在沈艾莉画画——或者从事相关的艺术行为——的时候,她的外在和内在是一致的,一旦她停止或者放弃这种内在的精神性建构,她的外在和内在立即分裂。小说接下来的叙事证明了这一点,当沈艾莉因为表姐对她的作品没有作出及时的反应后,她的情绪立即趋于失控。关键问题是,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症候,这直接导致了她的平庸和无趣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放任自流。在精神性建设失败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致命的难题,正是因为完全着力于一种表面的物质性生活而忽视了内在精神性的建构,中国的女性才没有办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真正的成长。

沈艾莉在一段时间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长大的“巨婴”,她的毫无顾忌地贪吃反讽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好在张碧云并不想让她这样继续下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又是通过对艺术的关照和实践,沈艾莉获得了爱的能力——重新认识了爱也把握了爱,她的内在和外在重新获得了统一,生命也因此圆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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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结构模式。长篇小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问题。一个“资深”偏见是,与西方长篇小说相比,中国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结构。这种观点值得文学理论家去长篇累牍地研究。就写作者本身而言,如何将人物安排好,将冲突设置好,将线索编排好,这可能就是一部小说的基本框架。具体到张碧云的《水漾红尘》而言,我觉得她很用心地借鉴了两种叙事模式,第一是成长小说的模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解释,这里不再赘言。第二是家族小说的模式。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有三个家族,一个是沈家,一个是冯家,一个是蒋家。不过相对于现代小说中的大家族,比如巴金的《家》、《春》、《秋》而言,这里的家族显然已经集中到了家庭。这让我想到同样是广东籍的前辈著名作家欧阳山的《三家巷》,欧阳山通过居住在广州的三个家庭之间的变迁书写了1920年代“大革命”前后广州的社会变迁和风光习俗。我不知道张碧云是否了解这位前辈作家的书写,但不管如何,《三家巷》与《水漾红尘》之间似乎有一种历史的血脉关系,那个藏着金条的沈家,何尝不是从历史的变迁里面残存的一种废墟呢?不过是在新的时代中,生命还在不停地延续和更新。在这样意义上,《水漾红尘》虽然是最当下的日常书写,但却又有其悠远的历史回声。

虽然家族已经演化为家庭,但是其复杂性一点都没有减少。张碧云以一种穿插的方式将人物放置在不同的语境中予以呈现,这样,这些人物就不再是孤零零的单原子的个人,而是拥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存在之物。在生育、求学、工作、婚姻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活中完成自我,在友谊、互助、背叛、信诺中锻造自我,社会和人由此得到了互动。并形成了一种特别温暖平和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这一风格,用张碧云小说中的人物冯芊慧的一段话来概括最为合适:

我和你,就像那些花一样,虽然大小不一样,花瓣形态也有差异,颜色也有深有浅。其中一朵就是你,另一朵是我,还有一朵,比如它是你的同学蒋玉瑶,还有另外几朵,也可以是你们班的某几个女同学……我想说的是,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美,但是,它们不会因为这一朵比另一朵更美,就可以不用浇水,不需要光合作用,更不会因为一朵比另一朵更美,就会让另一朵失色。……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一切,你一样都不能少。

“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不仅可以视作小说的文眼和核心价值指向,同时也暗示了张碧云对小说美学期许和追求。而事实也正是这样,总体而言,这部《水漾红尘》,无论是从人物形象、故事设置,还是从主题发掘和修辞表达的层面来看,都是一部具有自己独特个人风格的作品。

 2019/8/2于北京

(本文作者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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